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新闻发布，作者赵慧颖

　　引领汉学浪潮，构筑汉学母港。2024年9月至11月，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家薄国强（Roland Boer）驻留全球汉学家的海滨“共享书房”——世界汉学中心开展“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学术研究工作。期间，接受了由中宣部主管的国家级外宣期刊《中国新闻发布》关于“1978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项目的书面采访，采访内容刊发于《中国新闻发布》杂志2024年第11期（总第035期）读懂中国栏目。

　　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10月27日，世界汉学中心提供全平台学术支持的第二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开幕。图为澳大利亚汉学家薄国强发表主旨演讲。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是一个经典而久远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曾在小品文《马克思进文庙》中，以幽默的笔触描绘了一场马克思与孔夫子跨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源中流淌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东西方传统价值观有何异同？为什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吸引我？近日，澳大利亚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薄国强（Roland Boer）接受了本刊专访，讲述了自身在华经历，并解答了上述问题。

　　中国新闻发布：旅居中国的十余年间，您在中国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中卓有建树。作为一名澳大利亚汉学家，您与中国和汉学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在您看来，中国吸引您的最大魅力是什么？

　　薄国强：我先从另一个问题开始——我为什么开始学习中文？原因是我希望自己能够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据我过往的研究经历，我确立了这样一种治学方法：要想全面、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某个课题，一定得研究原始语言版本的相关文献。之前，我曾学习、教授过古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希伯来语。后来，为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我还学习了德语和法语。因此，在我着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意识到我必须学习中文。

　　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2007年，但直到201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授课时，我才开始真正深度融入中国人的生活。2014年，我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已经53岁，不再年轻，而且已经当了祖父，有了第一个孙儿。在年龄比较大的阶段，学习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确实需要付出更多的专注和努力。学了几年后，我开始阅读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的重要著作。每天早晨，我都会花一个小时进行听写练习和语法学习，然后去咖啡馆坐上几个小时，逐本阅读这些伟人的重要著作，当然起初阅读速度很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中文水平逐渐提高，现在我阅读的学术著作中大约有90%都是中文撰写的。

　　你要问中国吸引我的最大魅力是什么，答案很明确：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个领域涵盖广泛，既涉及实践经验也蕴含理论分析。因此，我想我应该具体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方面，主要包括矛盾分析、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两个结合”理论。此外，我一直对汉字情有独钟，痴迷于其内在逻辑、微言大义，以及汉字给出了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中国新闻发布：您的中文名字是“薄国强”，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中文名字的由来和寓意？

　　薄国强：这个名字说来有一段故事。大约十年前，我在上海遇到一位计划去澳大利亚做交换生的在读博士，交谈过程中我提到自己想取一个中文名。在此之前我已确定要用“薄”这个字，因为“薄”字笔画复杂，发音也与我的姓氏“Boer”相近（顺便告诉你，Boer是个荷兰语单词，意思是“农民”）。

　　那么我的名字“Roland”怎么对应到中文呢？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名字。那位博士生问我“Roland”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Ro”的意思是强大、有力，而“land”就是字面意思，指的是一块土地、领土或者国家。于是，这位博士生建议用“强”来翻译“Ro”，用“国”来对应“land”。我说：“那‘强国’怎么样？”这位博士生说：“不，我觉得‘国强’更好。”就这样，我就有了中文名字“薄国强”。

　　这个故事还有后续。不久之后，我回到北京教书。在接下来的课上，我告诉学生我有了新名字，并且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写了下来（因为我那时刚开始学习中文）。学生们看到后都笑了起来。我问他们为什么笑，其中一个学生解释说，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名字，通常是他们的叔叔辈或与我年龄相近的人才会取这样的名字！

　　此后，我陆续遇到过一些叫类似名字的人，比如建华、建国等。我们都知道，取这种“传统名字”说明这个人出生在解放后或新中国成立后。

　　我取这个名字也表明，我同样期待2049年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那一天。那时，我将年满88岁，希望能亲自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6月18日，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举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问道中国：‘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研习营”2024拉开帷幕，薄国强担任点评专家，指导“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开展研究。

　　中国新闻发布：在您看来，东西方传统价值观中有什么相通和差异之处？如何从语言洞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

　　薄国强：当然，东西方在价值观上存在一些广为人知的差异。例如，自从大约五百年前资本主义在西欧初步确立，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契合的概念便应运而生（我认为这些概念并不能称之为“价值观”），如“零和博弈”或“零和思维”，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还有一些更早期的“价值观”，比如“被选中的人们”，这种思想很符合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国家的人们常认为自己是“被选中的”，因而对世界上许多其他民族都持有蔑视态度。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确立和扩张的进程中，西方文化中一些更古老的价值观被部分或完全地摒弃了。过去一年里，我一直在重新审视这些西方传统价值观。我之所以做相关对比研究，是受到了中国的“两个结合”理论中“第二个结合”的启发。受此启发，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个西方版的“第二个结合”。

　　例如，相对于“零和思维”，西方有一个更古老的价值观，“爱人如己”；相对于“被选中的人们”，在东欧和俄罗斯有另一种更普遍的价值观，“万物复兴”；与“占有性个人主义”相反，西方还存在着“凡物公用”的传统价值观。特别是“凡物公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恩格斯就认识到这一价值观的重要性，当时德国农民仍然保持着这一信念。恩格斯认为，“凡物公用”这一西方传统价值观可以进行辩证转化，即扬弃，从而融入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中。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这些传统的西方价值观或可被视为“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在西方社会面临多重危机的当下，这些价值观有望被重新接纳，但需要寻求一种本质上不同的复兴方式。

　　关于上述价值观，东西方可能在哪些领域展开对话与交流？依我之见，至少有两个西方传统价值观，可以与中国的某些价值观相比较，从而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首先是“万物复兴”。或许我们首先会想到它与《易经》中的“复”卦相近，后者同样也代表了复兴的意象。但我认为，“万物复兴”与“生态文明”之间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对话空间，可以相互借鉴。其次是“凡物公用”，这一理念与中国的“天下为公”观念不谋而合。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历史和基本假设上的差异，但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或许能够揭示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一些共同基础。

▲2024年6月17日至22日，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举办，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问道中国：‘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研习营”2024在青举办。作为“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的专家主题讲坛，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薄国强（Roland Boer）为来自12个国家的15名“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带来了《从西方经典到中方经典：一个不知情的汉学家的思考》主题讲坛。

　　中国新闻发布：在您看来，“西方”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第二个结合”）中学到什么？

　　薄国强：西方从中国的“第二个结合”中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方法论原则。这个方法论原则可以有多种表述方式。例如，“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辩证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守正创新”等。在此，我想要重点讨论其中的三个理念。

　　第一是“推陈出新”。这个理念的字面意思是摒弃陈旧、过时的无用之物，创造新的事物。但其深层含义则是指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可能性，同时摒弃不合时宜的元素。

　　第二是“辩证取舍”。这个理念更为贴切地表述了创新思维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强调的是，没有过去的历史，任何特定的传统和文化就不会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过去的传统影响和塑造了现在，这是一个持续的辩证性评估过程——我们需要审视分辨出哪些不再适宜保留、应予摒弃，哪些是应当保留并发扬光大的。每个时代，乃至每一代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会有所不同。然而，为了找到这些答案，必须与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

　　第三是“守正创新”。要理解这个理念，我们需要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精髓之中，它强调在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又要不断实现创造性地发展，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深刻而切实的创新力量。这一理念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创新必须建立在对其基本原理的坚持之上（这些原理本身将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而我们要坚守这些基本原理，又必须通过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才能实现。

　　中国新闻发布：“1978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您的新研究项目，能否请您谈一谈，选择这一研究课题的原因？

　　薄国强：开始这个研究项目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还没有英文研究或专著专门探讨1978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过去45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者持谨慎的旁观者态度，他们主要是积极地同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西方国家借鉴大量经验。然而，在过去的20至25年间，中国学者已经自信地登上了世界舞台。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他们在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展现出了更多的自信。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在对全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做出最重要的、创新性贡献。

　　然而，自1978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像其曾经的经典理论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因此，我目前研究项目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这些成就介绍给国际学术界。

　　对我而言，这个项目还蕴含着更深层的个人意义。迄今为止，在1978年前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研究领域，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的成就尤为显著。他在2005年出版了著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瞿秋白到毛泽东（1923—1945）》，这本书探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早期发展历程，但实际内容却涵盖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身为一名澳大利亚学者，我深感责任重大，将继续开展下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我正在撰写的书稿暂定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

　　中国新闻发布：您曾到访过中国的很多地方，在您看来，中国近十余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薄国强：目前的情况是，我尚未有机会到访中国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和海南。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去这些地方旅行。不过此前，我已经游历了中国的其他各个省份。

　　说到近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我想回溯到17年前，谈谈2007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情景。我观察到，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民众中普遍有一种迷茫感，那时，人们都在思考：中国将走向何方？她的未来之路是怎样的？

　　相比之下，如今所有人都明确，中国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清晰的认识源自“新时代”理念的提出。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时代”一词正式亮相，官方的说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来又被命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时我就在北京，全程聆听了总书记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那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如今回想起来，我们可以将“新时代”的起点追溯至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

　　那么，“新时代”理念产生了哪些影响呢？现下，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四个“共同倡导”核心理念，定义了“新质生产力”，以及在坚持“两个结合”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这样说吧，如今，每次我前往西方国家探亲访友，感觉像是回到了过去；而一旦返回中国，便仿佛瞬间又迈进了未来。“中国速度”举世瞩目，这里发生的一桩桩新变化，实质上都是对未来景象的预演。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相较于我们以往所见的任何发展模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